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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-- 達州大竹知名律師李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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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取保候審保證金數額的確定

    2018/7/20 13:58:15 達州大竹知名律師
      取保候審是公安機關、人民檢察院、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針對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所適用的一種刑事強制措施,其目的在于保證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不逃避、妨礙偵查、起訴和審判活動,以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。根據《刑事訴訟法》第53條的規定,取保候審既可以采用提供保證人的方式,也可以采用交納保證金的方式進行。從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,采用后一種保證方式的案件數量在逐步增加,保證金擔保將漸趨成為一種主要的保證方式。科學合理地確定保證金的數額,不僅關系到取保候審這一刑事強制措施的功效發揮,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會影響到司法機關的嚴格執法。
      正是基于此,六機關《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》第22條指出:“對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證金保證的,由決定機關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確定保證金的數額。”公安部《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》第75條也指出:“保證金的數額應當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、犯罪嫌疑人的經濟狀況、案件的性質、情節、社會危害性以及可能判處刑罰的輕重等情況,綜合考慮確定。”最高人民檢察院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》第44條規定:“采取保證金擔保方式的,人民檢察院可以根據犯罪的性質和情節、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、經濟狀況和涉嫌犯罪數額,責令犯罪嫌疑人交納1千元以上的保證金。”最高人民法院《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第71條規定:“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起訴指控犯罪的性質、情節、被告人的經濟狀況等因素,決定應當收取的保證金數額。”
      令人遺憾的是,盡管上述關于保證金數額應如何確定的規定繁多,仍然沒能有效根治司法實踐中保證金收取頗為混亂的狀況。其突出表現就是保證金數額的確定存在相當程度的隨意性,司法機關在此問題上自由裁量的空間過大,由此造成了所確定的保證金數額在不同地區、不同司法機關、不同案件、不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之間仍然嚴重地不平衡,少則一、二千元,多則三、五萬元,甚至達到數十萬元之巨,司法工作所要求的公平性、規范性、統一性由此受到了很大的沖擊。筆者認為,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,在于上述諸項《規定》、《規則》、《解釋》的相關內容存在“瑕疵”,主要有:第一,在確定保證金的數額時,要求綜合考慮的因素過多,不僅包括案件的性質、情節、社會危害性、涉嫌犯罪數額等“案內因素”,而且包括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經濟狀況等“案外因素”。事實上,要考慮的因素越多,就越容易產生隨心所欲的情況。第二,保證金的上下限不甚明確,諸項規定中只有最高人民檢察院在《規則》中規定了保證金的最低限額為1000元,其它各項《規定》、《解釋》中既沒有規定保證金的最低限額,也沒有規定保證金的最高限額。第三,刑事案件的具體案情盡管千差萬別,但在程度上畢竟可以劃分成輕重不同的一些類別,與此相適應,在刑事訴訟過程中,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措施時,確定的保證金數額亦應具有一定的幅度界限,但上述諸項《規定》、《規則》、《解釋》均付之闕如。從上述分析中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:有關取保候審保證金數額的規定不具有可操作性,亟待對其加以改造。
      究竟應當如何確定取保候審保證金的數額?筆者認為,總體來看,既不能過低,也不能過高。過低則難以對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形成有效的約束力,起不到應有的保證作用,過高則與取保候審這種強制措施的輕緩性不相適應,甚至會出現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寧愿被羈押,也不愿意被取保候審的尷尬局面。根據當前的司法實踐狀況,筆者認為,取保候審保證金的數額限定在3千元~8萬元之間比較適宜。在此前提下,筆者主張只以將來可能判處的刑罰為標準,設立三個層級的保證金幅度。之所以只以將來可能判處的刑罰為標準,是因為案件性質、情節、社會危害性、涉嫌犯罪數額等“案內因素”實際上都是和將來可能判處的刑罰相聯系的,都是量刑時要綜合考慮的因素。具體設計時,可作如下規定:“公安機關、人民檢察院、人民法院責令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繳納保證金的數額應與其將來可能被判處的刑罰相適應。對于將來可能判處管制、拘役或獨立適用附加刑的,交納的保證金數額為3千元~2萬元;對于將來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,交納的保證金數額為2萬元~5萬元;對于將來可能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,交納的保證金數額為5萬元~8萬元。”這樣規定,既能夠使司法機關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靈活決定保證金的數額,又不至于司法機關自由裁量的余地太大而導致失控,有助于在保證金數額問題上實現平衡和統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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